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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传奇(184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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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我是怎样成为"蒋介石的干儿子"的  

2009-08-17 19:38: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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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国雄12岁时与母亲妹妹合影
康国雄12岁时与母亲妹妹合影
青年时代的康国雄
青年时代的康国雄

本文摘自:《温故之三》 刘瑞林/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与蒋介石初次见面

我那个"蒋介石的干儿子"的罪名,是怎么来的?

说来话长。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陪都重庆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我父亲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买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盖了房子,挖了防空洞。为了躲避大轰炸,家里很多人都搬到那里居住,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也搬到了那里,我们兄妹俩进了汪山一所私立小学读书。

从重庆老城南边的望龙门渡口摆渡过江,就到了长江南岸,一条崎岖的公路,从江边蜿蜒而上,经过南岸山上的重要乡场黄葛垭(又作"黄桷垭"),再往前到达黄山--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别墅就建在这里。再往前到汪山,我家别墅就在汪山马路边上。

蒋介石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在国际上,他当时都是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他在黄山有一处官邸--当时可能有汉奸告密,日本飞机曾经轰炸黄山,但炸弹丢到了汪山。人们都知道那是冲着蒋委员长来的。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到了汪山,离我家别墅前不远,就双双下车,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蒋介石夫妇二人在我家后山坡野餐,我家有仆人看到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

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我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有几只警犬冲我们叫,被蒋介石的侍卫官制止了,

蒋介石夫妇见到是两个小孩,也觉得好玩,便亲热地招呼我们过去。并叫侍卫官把警犬牵走。我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后。

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蒋介石很和蔼地问我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我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他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这就是我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蒋夫人同来时,也会叫上我妹妹,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

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龄牵着手散步后,发现手上留下了很好闻的香水味,到处给别人闻:"蒋夫人的手好香啊!"

后来,蒋介石来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为惯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们口时,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我家来,叫我去陪蒋委员长散步。

从此,只要看到有宪兵在马路两旁开始站岗放哨,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就会主动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等着。


同宪兵赌气,蒋介石以为我病了

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我家花园玩,看见宪兵又开始在马路上站岗放哨了,我就对他们说:"一会儿蒋委员长就要出来了。"

过去在这一带站岗的宪兵都认识我,也都知道蒋委员长和我的关系。对我也很友好,不巧这次在我家花园前站岗的宪兵是新换的,他不认识我,他听我和别的孩子说蒋委员长要出来了,就很粗暴地向我说,等一会儿委员长出来时你们不许乱叫。我听了之后很生气,我想你知道什么?我和委员长是老熟人了!我也没理他。

那次正巧蒋介石和蒋夫人不是来散步,只是坐着一辆敞篷车经过我家门前,我照例大叫了一声"委员长",蒋介石抬头一看是我,笑咪咪地把帽子摘下来向我挥动。车很快就开过去了。

可是这一下惹恼了那位宪兵,等蒋介石的车一过去,这位宪兵就对我嚷嚷道:"我刚才跟你招呼了,委员长来时不许向他乱叫,你还敢乱叫,下次你再这样,我开枪打死你!"

我当然不敢做声,扭头回到家里。可是我心里并没有服气,我想报复他。

从那天起,我只要看到宪兵站岗,估计蒋委员长又要出来了,就有意躲在家里不出去。接连有二、三次,我都没主动出去。

终于,有一天,一位侍卫官到我家来找我,说委员长来了,在马路上等我,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是不是生病了等等。我就把那个宪兵威胁我的事说了。这位侍卫官说,我去告诉他们。以后这批宪兵就换成了熟面孔。

从此,蒋介石又跟过去一样,叫我和他们一起散步、闲聊。


"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平时听大人们讲得多,家里有仆人,有厨师,在汪山还专门请有两个"大班"(轿夫,除抬轿外,还做些杂活),他们的家一般都在乡下,有时家里人还要到乡下去赶场,因此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

有一次,蒋介石听我说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就关心地问我平时找什么医生看病。我告诉他,家里主要是找一个叫周伦的医生给我看病,周伦是留德博士,因失恋曾经自杀未遂,留下残疾,但医术很好。

不久以后,有一次周伦对我说:"国雄,你还把委员长的孙儿给我介绍来了!"

原来,有一天,有人带了两个外国人模样的小孩到他的诊所看病,他一看是两个洋娃娃,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是蒋经国的儿子,他问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诊所,回答说是听康国雄介绍的。

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对发展繁荣西南金融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影响很大。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任期四年。父亲一直不愿参政,因为蒋介石的指定,他才出于无奈连任了两届。在任初期,我父亲曾上书蒋介石,提出建议:为了领导全国抗日,应设重庆为陪都。蒋介石非常欣赏,曾两次召见我父亲和他面谈。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定重庆为陪都。

当时学生中,流行请人题写纪念册留作纪念的风气。我想,跟蒋委员长这样的最高领袖认识了,何不请他也给我题写纪念册?

我也和大家一样有自己的纪念册。有一次,蒋介石带着我散步时,我向他提出请他在我纪念册上题字的想法,他欣然同意了。

我根据他的交待,把纪念册交给他的侍卫官。

不久,一位侍卫官专程给我送回来。纪念册的一页上题写着:"国雄贤侄,立志有恒",下面落款是"中正"。

后来在1951年,我离开重庆时,母亲硬要我把它撕毁了。

在我的记忆中,蒋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马路上散步时,从来不回避行人,更不会驱赶行人搞戒严什么的,在马路上来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卫官招呼人们靠边走,让开马路中间的道。因此,沿途总有人停步观望,还有人脱帽鞠躬,甚至或喊万岁什么的,蒋夫妇二人也微笑点头或摘帽致意。

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外援,宋美龄曾只身去美国,呼吁美国人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还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轰动一时。蒋夫人从美国载誉归来后,蒋介石派一位侍卫官给我送来一件从美国带回来的小礼品,一支51型"派克"钢笔,还附了一张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么头衔都没有,就是中间有"蒋中正"三个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195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念书,一次划船时,钢笔不慎失落在河中。


到黄山官邸作客

有一次,蒋介石约我在某天傍晚四五点钟去黄山他的官邸玩耍。

按约定时间,我一人步行到黄山。卫队问我找谁?我说是委员长约我来的。卫兵打了电话进去,没多久,一位面熟的侍卫官出来,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好多人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吃饭,我一看,都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侍卫官,大家都认识我,纷纷说:"国雄来了?"

只有一个瘦高个子我从未见过,他站起来,给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卫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边一起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谈笑风生。许多侍卫官都向他敬酒。

他问我:"你该叫我什么?"他想了想又说:"就叫我蒋二哥吧。"

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称呼的含意。

饭还没吃完,他对一个侍卫官说:"你打电话,问爸起来没有?"他接着说:"转告一声,国雄已来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蒋委员长的二儿子蒋纬国。

在餐桌旁边,我看到一个炮弹摆在那里,觉得很稀奇,就拿起来玩,一看,原来是个炮弹式的手电筒。他笑着对我说:"好玩吧?"我直率地回答:"好玩!"

侍卫官打完电话回来说:"委员长起来了,叫国雄上去。"蒋老二马上站起来对我说,"我们走吧!"

我跟他一起离开了餐桌。他拿起那个手电筒,带我出门,往更高的山上走去。

到了另一个二层楼房,开门进去,在一间不大的客厅里等候。我就东张西望地看,看到房间里只摆着几张普通的沙发和椅子,桌上摆了个不大的收音机,墙壁上挂了一些画,整个陈设显得很简陋,比我家的差远了,那个收音机也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机差多了。

不一会儿,蒋介石从楼上下来了,高兴地与我握手,问我身体好吧。他浓重的浙江口音,我还能听懂。

一会儿,又开出一桌饭,我们三人一起坐下吃起来。是四菜一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盘很酥烂的蚕豆,豆子外形很完整,可是一到嘴里即化了。菜的味道都很淡,再加上我已经吃过了,所以我吃起来觉得实在没味道--后来我在台湾见到姐夫,姐夫还笑话我说:"记不记得?当年你到蒋介石家去吃了饭回来,我们问你好不好吃,你说不好吃……"

饭后,有一盘煮水果,以后又上来一盘新鲜水果,我与蒋老二各吃了一个。

饭后我们又一起回到客厅聊了一阵,蒋介石还说,下次找个摄影记者来给我们照张相。后来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并对纬国说:"你送他回家吧!"

我和委员长拉拉手,临别时他说:"下次再来,我找一部电影来演演。"

--不过,后来我就进城上学去了,没有机会再见到蒋介石,他说的电影我也就没有看成。

下山后,纬国自己驾车,把我送回汪山家中,他还在我家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当时,父母都不在汪山。一位亲戚老太太出面陪他坐了一会。记得他在我家客厅里巡视了一番,问了一下我家住房的情况,观看墙上挂的各种字画。随便聊了一会,最后他说:"太晚了,我走了。"才驱车离开。

后来,我因为考试不及格,被南开中学除名,苦恼中,曾想去找蒋介石通融,到他任校长的中正中学去读书。

父亲听说了,把我找去痛骂了一顿,说:"你居然异想天开,去中正中学!委员长在那里当校长,你去了,有他作后台,岂不是更不好好读书了?"此事遂作罢。


那时我与蒋介石的交往,已经引出一些趣话

我父亲与监察院长于右任关系很好,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常来我家玩,有时他们见到我,就开玩笑说: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

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对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

其实,当时我不仅同蒋介石,还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有过类似交往。

有名的川军将领,人称"范哈儿"的范绍增,常来我家找我父亲玩。他一来,我就约上侄儿等小伙伴,拿上刀刀枪枪,跟他玩打仗的游戏。有一次,他把我一个侄子手中的棍子缴下来了,我那侄子哭了起来……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他,他还高兴地提起那些事。

上海有名的帮会头领、"海上闻人"杜月笙,也常来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开学校上初中时,有一次为抗日募捐,我还跑去找杜月笙。那时他住在重庆城里打铜街交通银行,我请他为抗日募捐,他说,可以,但要等他秘书回来办。我说,你就随便开张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说要等秘书回来。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因为住校,必须赶回学校,等不及了,最后他从身上摸出一张支票给我,我还嫌钱少了,要他再开一张,他说那只有等秘书回来了。我只好回了学校。结果公布出来的募捐数,我的成绩最大,杜月笙那张支票数字最高。

后来我跟父亲说起这事,奇怪为什么他一定要等秘书回来开支票,我父亲说,你真是胡闹,你不知道他不会写字吗?他只会签"杜月笙"三个字,你硬要他开支票,不是为难他吗?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清朝末年参加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老友,又是陕西同乡,私交甚笃。抗战期间,于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庆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里,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当时我和妹妹虽然年幼,但对于老伯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喜欢我们,每次来我家,总要逗我们玩笑,我们还爱抚摸他的大胡子。

因为于右任的关系,杜聿明、关麟征这些陕西籍将领也来过我家。杜聿明还送过一把日本指挥刀给我父亲,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后带回来的,那上面还留着血迹,据说可以避邪,有段时间挂在我父亲的床头。那时有人说,于右任当大官却没有袍子(皮袍),我父亲说,他哪里没有袍子?最好的皮袍子他都有,他的袍子全都卖了,因为黄埔军校成立时,他要送一批陕西青年(其中就包括杜聿明)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把袍子卖了给他们作路费,所以有人称杜聿明他们叫"袍子将军"。杜聿明他们对于右任也十分恭敬。久了不来,于右任就会念叨:"杜聿明娃好久没信来了……"

此外,张群也在我家住过,经常来往的还有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等。有一次,何应钦来了--听说他不愿在外边跳舞,我家为他办了小型舞会。我父亲把我叫到客厅里去,说:来,给你介绍何总长。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我从小胆子大,"不诧生"(不怕与陌生人说话、接触),不怕与成年人交往,所以蒋介石喜欢跟我交谈,因为许多官员在他面前害怕,什么都不敢说,我却不怕,他问我什么我都直说。因此他很高兴。


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交往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

当时因为长期生活于战争环境,同盟国,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美国陈纳德飞虎队,以及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等等,都是我们少年学生议论的话题。我佩服那些军队的英雄,我读不进去书,想去参军,远离家庭那些"管教"我的兄长们。

一天,我看到"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当年设在成都灌县)在重庆招生,我去报名,未获批准--因为要小学毕业文凭,而我没有。

我当时就读的广益中学,坐落在重庆黄葛垭山上,与蒋介石的黄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与三位同学从学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见,每距离两三百米有一个宪兵站岗,我明白蒋委员长要出来了。我告诉同学说,我认识委员长,并和他很熟,同学们不信,以为我在吹牛。

不久,从远处开来三辆黑色小卧车,我对蒋介石的车很熟悉,一看就知道这是委员长的车队,当汽车擦肩而过时,我叫了一声:"委员长!"

车队一下就刹住了。同学们吓得脸色都变白了,以为我惹了大祸。

中间一辆车门开了,出来一个穿呢子制服的侍卫官,跑过来问:"你们中间有康国雄吗?"

"我就是。"我敏捷地回答。

他说:"委员长要你过去。"

我就小跑过去。蒋介石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跑到车门口,见他坐在里面,他问我上哪儿,我说回汪山。他说:"可上车来,我送你去。"我说还有三个同学。他说:"让他们都来,一起走。"

同学们远远看着,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我招手叫他们过来,他们才如梦初醒,跑了过来。于是,我们四人都上了蒋介石乘坐的那辆汽车,中间还有一排活动座椅,他们三人正好坐下,我与蒋介石同坐一排。


在车上,我告诉蒋介石,我想考"空军幼年学校",因为我没小学毕业文凭,不让我报名。他说,没关系。他马上对坐在司机旁的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说,你带他们办一下手续。余满口答允,当天是周六,余要我们下周一到重庆曾家岩蒋委员长官邸找他。

车队到达汪山后,他与我们一起下车,像平时那样,与我们一起在马路上漫步。走完一段后,他说:"我不送你们了,你们自己去玩吧。"

我们四人欣喜若狂,一路上又说又笑地到了我家。同学们说,没想到你与委员长关系这么好,我们起先还以为你在吹牛哩!

到了下个星期一,我们四人一起去曾家岩蒋氏官邸。找到余侍卫官后,他当场与"空幼"招生委员会邬主任通了电话,然后带我们四人到空幼招生委员会报名处,他向邬主任介绍说,他们是蒋委员长介绍来投考的。并把我们没有小学毕业证明书的情况作了介绍,这样一来,我们报考的问题就解决了。让我们填了表,并约定时间进行了身体检查。

不久,我收到"空幼"录取通知书。从此我就不再上学了,等着去空军幼年学校,并且做起了开飞机上天的美梦……

当时父亲不在重庆。因为美丰的分行很多,他自己每年都要去查账,带上秘书、会计,每一家都要查到,东线西线,到广东啊,川北啊,山西啊,都要去查账。我父亲是很能吃苦的。母亲托人把这事通知了父亲。父亲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臭骂了我一通,说我不好好念书,异想天开想从军,信中还说我"居然还去找蒋委员长疏通"等等。但是,当时父亲已对我有点无可奈何。

正当此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空幼"学校原定8月底到灌县集中,由于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迟到9月。

父亲正好于8月上旬返渝,对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说,既然战争结束,已无仗可打了,再去当兵就没有意思了,并说今后主要搞经济建设,还是应该留下来读书,不要再去"空幼"了。

我终于被父亲说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头。

与我一起报名的那三个同学,有一个体检时被淘汰,另外两个都考进去了--而这后来就成了他们的一项"反动罪行"。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

1946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排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也认为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大会而拒绝参加,因此后来被称为"伪国大"。我父亲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推选为那次"国民大会"代表。

开会期间,蒋介石见到我父亲时,还问到我。他说,他去"空军幼年学校"三次,查名单,没有找到国雄的名字。我父亲解释说:"因他身体不好,被淘汰下来了。"蒋介石问我在干什么?我父亲扯了个谎,说我在大学学经济。蒋介石连声说:"那也很好,那也很好!"

--我父亲当时的回答,虽不是真的,却是他内心对我的期望。然而他从来不逼迫我去做什么。他对父母亲孝顺,对儿女也是尊重个人的意愿。1950年,我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时,他的确得到不小的慰藉。

1948年4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当选总统。我父亲发贺电,落款是康心如率子国雄敬贺。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是在1949年底,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夕,经过重庆,他自己已没有汽车,由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杨森出面,征用了我父亲的私人小卧车。蒋介石乘车时,和我家司机聊天,得知车主是我父亲后,还向司机打听我的情况。

后来司机回来了,还给我说,蒋总统都还记得到你,还问了你的。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年幼,什么都不懂,我自己或亲戚朋友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个小孩子顽皮捣蛋引出来的故事。

我对这段童年的历史毫无羞愧和后悔。我认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这是一段很有趣味的美好回忆。就跟每个人都有的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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