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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传奇(184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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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1929年一个日本留学生眼中的中国  

2009-08-11 19:24: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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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是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日本艺术院会员,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兼专门委员,日本外务省中国问题顾问,京都日中学术交流座谈会顾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家。

1928年,吉川幸次郎留学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拜杨锺义为导师,从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专攻中国音韵学。平时喜逛琉璃厂,成了古书铺的常客。杨杨锺义精通考据学,对吉川的治学和行为有很大影响。吉川幸次郎难忘中国,喜穿长袍,一口北京腔,与中国学人结下深厚的友情。吉川幸次郎于1931年回国。

本文摘自:《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我的留学记》 (日)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

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

我出发去北京留学是昭和三年,即1928年,民国十七年的四月。在那里呆了三年,在昭和六年,1931年,民国二十年四月归国。1931年是“九·一八”发生之年,我是在此之前的四月回国的。这事怎么说呢?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第二年正赶上中国银价有史以来的暴跌。银价便宜,金价就相对高涨。我每月的奖学金是日本钱200日元,比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的费用要少,但在最好的时期可相当于中国的钱的二倍半。即日本钱200日元相当于中国钱500元。500元相当于现在的50万日元左右。这500元中,生活费还不到100元。后面我将渐渐讲到,我住在中国人家里,房费、饭费、交通费,总共不到100元。当时北京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我虽是学生,去稍远的地方不是电车就是人力车,因为人力车方便,所以常坐人力车。把人力车费也加在内,生活费总共不到100元。用刚才日元来说,就是不到10万日元,其余的400元,全部用作买书。所以,这是第一幸运。

当局表面上的排日运动

其次,更大的幸运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原则上虽是排日。如小学教科书里就写着这样的内容,现在,这方面的内容不大有人提起,总之,是一些令我们日本人不愉快的内容。如日本是如此的小国,中国是如此的大国,而小国却欺侮着大国,等等,都在教科书中写着。

在紫禁城的正前方,是北京城门中最大的一个——前门,它的附近就是北京的科技中心,在前门阁楼上,每隔一根柱子就有一块大木板,上面黑底白字地写着“打倒”,然后是跳过二块木板,然后是“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原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概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抗议,或国民政府的排日气氛正好稍稍缓解,就把“日本”二字除掉了,但除掉的二块木板,谁都知道是“日本”。在北京的中心地点,挂着如此大字的大幅标语,我每次乘人力车从这里通过,总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这就像是一种象征,表面上是排日运动,但实际上,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日感情倒不如说是不错的。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对我这样的日本留学生是十分当回事儿的。所以,我的感觉有点像现在的美国青年来到日本所感受到的气氛。这在后面还将说到,总之,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感情并没有口号喊的那么坏。

北京城内的房子, 大抵是清朝官僚的家宅

住在哪里呢?从东四牌楼沿大马路向南行500米,然后往东拐入演乐胡同,北侧的39号唐家,就是寄宿处。姓唐的曾是留日学生,是藏前高工的毕业生,他的家很大,所以提供一部分给日本来北京的留学生住,唐的家人也住在里面。北京城内的房子,去过北京的人就知道,大抵是清朝官僚的家宅,都很宽敞,有几十间房间,围出好几个院子。唐家就有四个院子。所以,我们就能与唐的家人分开独立居住。让留学生住的地方,叫延英舍——就是招待英杰的地方,这名字是姓唐的主人的好意。

吃饭由那家的厨子料理,但不大好吃。没办法,我得病多少也与那家的饮食有关。

在中国时一直穿着中国衣服,这也是我留学的目的之一。布店和成衣店是分开的。我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成衣店的老板来,与他们交谈的会话用语,多少还够用。另外,唐家有三四名佣人,与他们的简单会话也是够用的。


旗人,既无武力, 又缺乏实际能力

旗人,一看就知道是没落贵族,但已不会说满洲语。旗人即清朝满洲人的旗本,入中国已有270年,故比起一般中国人来更显得文弱。既无武力,又缺乏实际能力,充其量只能给外国人教教中文,一人教书,“糊口而已”。

每月给的酬金相当不菲。我记得每月给教《红楼梦》的奚先生十元,会话的老师每月不超过五元。第一次给他们月酬时,他们道谢说:“受之有愧,退之无礼。”就收下了。这话我至今记得。

北京大学文学系中, 80%是浙江人

说到语言学习,在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我成了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旁听生。这里,我带来了当时的“旁听生证”。所谓“旁听生”,即不是本科学生,也不是选课学生,只是允许在一旁听讲的旁听生,旁听生不光有外国人,好像也有中国人。

老师大多数是南方人。本来,当时国民政府提倡的政策之一是国语统一。标准语即中国所说的国语,即把当时的北京话作为全国的标准语来统一推广,但对于大学的老师们,却难以真正的贯彻执行。而且,当时北京大学的老师中,浙江人很多。所谓“当时”,要稍作说明,在北伐成功之前,北京大学也是张作霖系派所统治的,“五四”以来的进步先生们被驱逐。后来,随着北伐成功,张作霖撤退,原来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又回来了。所以,人文科学系统的文学系中,80%是浙江人,虽然当时鲁迅已不在北京,关于北京大学浙江籍先生多这一点,身为浙江籍一分子的鲁迅,也曾作过自我辩护。

我听的课当中,浙江籍先生也很多,宁波出身的马裕藻先生的话还能听得懂。朱希祖,字逖先,是历史学老师,因为他长了很多胡子,被人叫成“胡子朱”、“朱大胡子”,他是浙江海盐人,海盐这地方,是语言最难懂的地方。我是真的不懂。当我对旁边的同学说,我只听懂了三分之一,旁边的同学说:朱大胡子所说的,我也听不懂!

我在北大期间,曾有过一次“排朱运动”,其主要理由好像是为了什么别的事情,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话太难听懂。本来,当时中国的大学,上课前都要把讲课的要点印刷出来交给学生。这在他们那里叫“讲义”。一般是到事务室去取讲义,从一个小窗口,交验学生证,而我,则是交验旁听证,然后,事务员就发给我们讲义。但是,朱希祖先生马虎了事地经常拖延讲义,而其讲话又难以听懂,所以,这成了“排朱”的理由之一。

这其中有一例外,十分容易听懂的是国语统一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先生。即使这么说,其实也是夹杂着浙江腔的北京话。但他非常雄辩,上课像演说一样,还戴着白手套呢。他的课,是文学系的必修课,总是在百多人的学生面前,滔滔不绝地演说。他的课基本上全听懂了。

留学生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买书

留学生中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买书,因为有足够的资金。

资金充足,加上那时我的兴趣在清代考据学,所以,以此为重点购书。中国的书真是说有多少就有多少,但如自己定下一个重点来收集的话,即使是相当珍贵的书也可以买得起。至于清朝考据学,还有关于这方面的专门书店,即琉璃厂的通学斋,还有来薰阁。还有一处古书店街,在城内隆福寺。那里的文奎阁的老板赵殿成,与我成了相当好的朋友。与这些书店打了招呼后,他们会把我想要的书和相关的东西送上门来。不只是这三家书店,琉璃厂、隆福寺的其他书店也常到我宿舍来送书。他们把各种书的“头一本”——即开头的一册(卷)用布包袱包着送来,常常是早上我还没起床,已有十多人拥挤在门房的屋子里等我。然后,我起床,与他们一一见面,见那“头一本”,要买的,就说“留下”;想考虑一下,隔几天回话的,就说“看一看”。如此这番地与书店老板打交道,每天就得花一小时以上。此外,隔上一天,我自己也要上文奎堂、来薰阁、通学斋等书店去,一去总是两小时到三小时左右,有时,那里就留我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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