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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传奇(184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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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会志士群像  

2009-08-13 19:07: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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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历史深处的误会》  傅国涌/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何清涟在一次访谈中说:“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末的江南士绅具有何等气概,为了抗清,江南士绅可以毁家纾难,召集壮士,为人留下了血脉贲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至今还可以从历史记载中感受到明末江南士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时具有的那种道德自信。这种自信经过三百年异族统治消散殆尽。到了清末,成了鲁迅笔下的赵太爷之类,一个阿Q拿了个什么银桃子来,就把他们吓得战战兢兢。”(《书屋》1999年第4期)

但我在清末历史中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幅景象,他们和明末的江南士绅相比不仅一点也不逊色,而且大大地超越了明末。清末的江南,以江苏、浙江为中心形成了两个政治群体,一个是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清朝垮台前曾发起过有声有色、影响广泛的国会请愿运动;另一个是以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为代表的光复会,以推倒异族政权为目标,是清末举足轻重的一支革命力量,为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本文仅举以浙江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光复会为例,说明即使在异族近三百年的统治后,这块曾经产生了黄宗羲、张煌言的土地上同样出现了一大批富有道德自信的杰出人物。这些人中又以绍兴人最多,不仅有流血牺牲的英雄,还有为他们捐资出钱的人士,当时办学堂、买武器、留学、捐官都需要大量经费,徐锡麟捐了道员,陶成章捐了知府,这些钱就是许仲卿等人自愿捐的。光复会的领袖与骨干多数并不是一穷二白的人家,蔡元培还是个翰林。

鲁迅引用明朝人的话说他的故乡不是藏污纳垢之地,而是报仇雪耻之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数千年来一直激励着他的后人不畏艰辛,奋发图强。明末清初抗清的义举果然是一幕让人神往的历史,但最能体现这块土地和他的人民精神气质的还是清末民初的那一幕历史。赵太爷在哪个时代都有,也不是清末所特有的。当我面对秋瑾、徐锡麟等英烈的坟墓,抚摸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密密麻麻的姓名,总是感到激动不已。这些义无返顾地把自己的生命、鲜血献出来的人,不管过了多少时光,也不管我们的信念有多大的差距,他们面对死亡无所畏惧,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一首首壮怀激烈的诗篇,这种凛然正气是永远一样的。

据辛亥老人沈瓞民回忆,“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趋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五千人。时隔五十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所以李敖称陶成章和光复会“才是真正伟大‘革命人格’的实践者”。

光复会,又名复古会,起源于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军国民教育会和以浙江知识分子为主的“浙学会”(即1900年成立的“浙会”)。1904年冬天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时,章太炎因“苏报案”正身陷囹圄,声望卓著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以资号召。光复会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但响亮地提出了“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实际上也就是它的纲领。

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的主要领袖都不在日本,所以光复会成员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在国内仍以光复会名义活动,秋瑾回国后也是如此。他们和孙中山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有过暂时的合作,但几年以后就分裂了。有些人(如徐锡麟)则一直拒绝参加同盟会。1910年陶成章重建光复会,章太炎为会长。

1912年1月28日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把光复会的贡献讲得很清楚:“然自癸、甲以来,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皆光复会旧部人也。近者,李燮和攻拔上海,继是复浙江,下金陵,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虽无赫赫之功,庶可告无罪于天下。”

同一天,已经成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及同盟会,对光复会的评价基本上认同章太炎的看法,措辞几乎都一样,他说:“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他后来在《建国方略》里回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史时,也充分肯定了光复会的历史功绩)

在光复会成立80周年时编的《光复会党人录》中只记载了1100多人的姓名,大部分人的姓名都已湮灭。但仅仅从这份名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当年光复会人才济济,其中不仅有秋瑾、徐锡麟这样名垂史册的英烈,也有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名单上以浙江人为主,尤其是绍兴人最多,这和蔡元培、徐锡麟等在故乡的声望、号召力有关。


这1100多人中,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鲁迅、许寿裳、范爱农、马宗汉、陈伯平等都是绍兴人;章太炎是余杭人;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龚宝铨和沈钧儒、褚辅成是嘉兴人;蒋方震是海宁人;陈叔通是杭州人;张恭是金华人;《浙江潮》主编蒋智由是诸暨人。在浙江籍的会员之外,还有赫赫有名的赵声、熊成基,他们是江苏人。李燮和是湖南人。刺死清广州将军孚琦的温生才(广东人)、炸五大臣的吴樾(安徽人)也都是光复会的成员。

其中人数多为留学日本的浙江籍学生(鲁迅、孙翼中、蒋尊簋、许寿裳等都是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光复会的)、绍兴大通学堂的学生(秋瑾主持学堂期间就发展了600多人)、新军官兵、浙江各地会党的成员(王金发就是会党首领),《杭州白话报》的创刊人、主笔、编辑几乎都是光复会会员,还有1909年以后在南洋加入的华侨,其中不少人在黄花岗起义中殉难。

光复会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群体是女子。秋瑾的榜样,不仅带动了尹锐志、尹维峻姐妹,还有林宗雪、唐群英、沈佩贞这些寻求女子解放、女子参政的先锋,民国初年向宋教仁要女子参政权的是她们,在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大闹的也是她们。辛亥革命时期,她们在秋瑾的精神感召下,奋起从戎,组织了女子北伐敢死队,有70多人参加。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光彩的一笔,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光复会当时影响之大。这是一幅可歌可泣、让后人惊叹的光复会群像。

在陶成章被暗杀后,光复会作为一个革命组织就风流云散了。但他们的誓言本来就是“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所以清朝倒了,他们的组织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而那些曾参加过光复会的热血青年,后来有不少人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鲁迅就不用说了,沈钧儒、褚辅成、陈叔通等在后来的历史上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名单中也有不少人在1927年前出任过浙江都督、省长,掌握了浙江的政权,他们几乎清一色是新军出身,如临海的童保暄是浙江独立后的第一任临时都督,诸暨的蒋尊簋是第三任都督,还有海盐的朱瑞、永康的吕公望、临海的屈映光、新昌的张载阳、青田的夏超等。由此可见,在一个以暴力为主导的社会,注定了只能是有枪、有实力的人当权。其中朱瑞等很快堕落为袁世凯的走卒,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变质的现象也就产生了。权力是多么诱人的东西,多少人为此出卖了良知,出卖了理想,背叛自己过去的历史。一切都是如此,同盟会里有刘揆一、阎锡山、唐继尧,光复会同样有朱瑞等。历史就是热血和阴谋共同书写的,志士的头颅和投机者的顶戴花翎从来就密不可分。

尽管常常有这样不如人意的历史结局,我们还是为历史上曾经的那一幕感到骄傲。他们对理想的赤诚,他们对生命如此执著却又能坦然地面对死亡,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参加革命,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如今早已远去,我们现在只能从他们身上追寻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这些精神,舍生取义,勇敢、热情、正义,这些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不能放弃我们对人性光辉一面的肯定。


〖章太炎〗

章太炎不是什么政治家,曾是他学生的鲁迅称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早年就是一个以旧学而著名的学者,戊戌变法期间支持维新,参与《时务报》等报刊的编辑,遭到通缉而流亡日本。1902年,他与秦力山等发起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起草了激动人心的宣言书。此后留学生界的爱国团体纷纷出现,都是源于这次亡国纪念会。1903年他在上海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称光绪帝是“不辨黍麦”的小丑,并直呼其名,热情地呼唤革命。随后为少年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两人一起被捕,酿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清廷下令查封《苏报》和爱国学社(当时章太炎是那里的教师),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和中国警探来抓人时,其他人都闻风而逃,只有他一个人不逃,认为革命就要流血,没什么可怕。清廷要捉他已经是第七次。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对警察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抓章炳麟就是我!少年邹容得知他入狱的消息,不愿让这位大哥一个人受难,就自动投案。这样的章太炎、这样的邹容,时代相隔近百年,我依然感到他们在发黄的史书中豪气逼人,为他们人性中的英雄气质而心驰神往。随后,他被上海租界当局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狱中他曾绝食抗争,但能以佛经自娱。邹容因为愤激交加,病死在狱中。章太炎和邹容年龄相差较大,情义却十分深厚。邹容的死使他抚尸哭不出声来,他曾多次以饱含感情的笔墨写下他对这位少年朋友深深的思念和对他的哀悼。

光复会成立时他虽然还在坐牢,却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他自述“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魁”,光复会也一直将他看作是精神领袖。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获释,孙中山派人专程从日本到上海接他出狱,当晚就东渡日本。他加入同盟会,并主持《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方酣。《民报》来了这样一位学问渊博、文章朴茂的章太炎主持笔政,人们自然是分外欢迎。他也不负众望,写了一系列有战斗力的文章,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鲁迅在他晚年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于《民报》),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孙中山虽然早就提出“建立民国”的口号,但正式出现“中华民国”这一名称是在章太炎1907年写的文章中。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和陶成章等光复会知识分子就和孙中山分道扬镳。1909年,光复会在南洋重建,第二年在日本正式成立,以章太炎为会长。辛亥革命爆发,章太炎于1911年11月18日返回国内,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他和宋教仁、黄兴等联名发表了很多有关时局的通电,在民国成立之前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宋教仁被杀,他发表致袁世凯的公开信,直斥梁士饴等为“四凶”,驳斥袁对孙、黄的诬陷,连续发表两个宣言,历数袁的罪行。

他发起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组为统一党、共和党),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后来军阀赵恒惕请他去“主考县官”,孙传芳请他“主持授壶”,吴佩孚还要请他当“总参赞”。鲁迅说他“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但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全集》第六卷545-547页)。

这两个“并世无第二人”是对章太炎的盖棺定论。说他“三入牢狱”,据现在能看到的资料我们只知道两次,一次是在上海租界被判刑3年,另一次是在北京,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大家劝他去日本,他拒绝流亡,反而冒险入京,写下“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的诗句,结果被袁世凯软禁(袁曾对人说过他怕两支笔,一是梁启超,一是章太炎),直到1916年6月袁死后才获得自由,前后近3年。期间他以大勋章作扇坠在总统府门前大骂袁世凯,几次绝食,还严词拒绝为袁世凯称帝上表劝进以换取自由。这才是鲁迅心中的先哲、楷模。

因为陶成章被杀,他终生都骂蒋介石是杀人凶手。1927年国民党曾发出“通缉著名学阀章炳麟”令。

他的一生维新、革命,亲自参与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又亲眼目睹了所谓的共和国只不过是军阀们的装饰品。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大大小小的军阀走马灯一样在政治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出武戏,而他终其一生不过是个做学问的人,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和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

1936年6月,在日本即将大举侵略中国前夕,他留下“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黯然离世。他死后,非常理解他的夫人汤国梨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拒绝青天白日旗。她说:“太炎先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国民党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


〖蔡元培〗

和章太炎不同,蔡元培早年并不是清王朝的异端,而是顺利地走完了科举考试的全程。他出生在绍兴一个商业世家,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当了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说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秀才也!”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少年得意,功成名就,他完全可以在这条一帆风顺的仕途上继续走下去。

但蔡元培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读书人,他授翰林那年正是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后来的戊戌变法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慈禧用屠刀把维新事业淹没在血泊中,他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此后他辞职南下,以办学为业,踏上了一条与旧王朝不合作的不归路。

1902年3月,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10月创办爱国女学与爱国学社,这两个以“爱国”命名的男女校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爱国团体”。他还参与编写报刊,如《苏报》、《警钟日报》等。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他竟亲自去学习造炸弹,加入暗杀团,像他这样翰林出身的革命党人,在历史上还是第一个。他放言革命无所顾忌,成为旗帜鲜明的革命人物、上海革命党的中心。所以1904年11月成立光复会,他被推为第一任会长。1905年10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他被委任为上海分会会长,主持国内的革命工作。

1903年《苏报》案时,他走避青岛,得以幸免。1907年8月,徐锡麟、秋瑾等遇难后,东南一片白色恐怖,光复会被牵连入狱、杀害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上海的租界也非常危险。所以他选择去德国留学。直到1911年11月11日,上海独立后才回国。不久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正是他在任时聘任了许寿裳、鲁迅这样高素质的人员,短短几个月就初步建立起近代教育体制。

1912年7月,他向袁世凯辞去教育总长,再次赴德国留学。“二次革命”后,他到法国从事研究、著述。他有科举时代最完整的记录,又长期在德、法这些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他吸取的是西方现代化的精神,而不像有些人学了西方的语言、技术,却只能回到中国旧传统的怀抱。

蔡元培一生最辉煌的篇章无疑是他1916至1926年这十年间当北大校长时写下的。是他把北大办成了一所具有现代精神、生气勃勃的大学,办成了民主的摇篮。没有他,我们不能想像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说他是“北大之父”,乃是当之无愧的。

蔡元培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个知识分子应负的社会责任。1919年5月2日,他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两天后爆发了“五四”运动;1920年,他和其他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2年,他和胡适等16位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他三次辞职,向北洋军阀表现他的“不合作主义”,以示抗议,甚至直接提出了“不合作主义”的主张。

国民党时期,他只愿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当政者要人权,为政治犯大声疾呼,而且付诸行动,营救了不少因为思想、言论被捕入狱的政治犯。虽然由于他的威望、人格,国民党没有像对付杨杏佛一样对付他,但也不遗余力地攻击他、谴责他。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全国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称他“高年硕学”、“万流景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秋瑾〗

秋瑾是中国的贞德,她不仅是女性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她,我们的民族的历史将只是一部男性的历史。

她自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汉侠女儿。鲁迅说她“性格爽朗”、“善豪饮”。在日本时她买了一把锋利的倭刀,经常佩带在身边,就是那张永垂青史的照片上她手里拿的那把刀,她写诗说“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遥想当年,她拔刀起舞,唱《宝剑歌》,积极筹组“妇女抗俄敢死队”,乃至组织光复军,何等的英气逼人!

她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传世的诗篇,她写过《宝刀歌》、《剑歌》,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样的诗句。她的诗不像我们通常读到的女性诗篇,而是充满了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她的诗是以热血写就的,有大江东去之风。

1896年她应父命嫁给一个湖南富商的子弟,婚姻的不幸使她把自己的命运和广大妇女的命运、整个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产生了挣脱家庭牢笼,到日本留学的念头。1904年夏天,她终于在哥哥、嫂嫂等的帮助下东渡日本。

她与其他留学生一起组织革命团体(如“十人团”),创办《白话》半月刊,发表过《敬告我同胞》、《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等气势磅礴的文章。她风姿豪放,每次大集会,总要上去演讲,她的演说生动精辟,“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魄”,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听众常常被感动得流泪。

1905年她回国筹措学费,带着陶成章的介绍信在爱国女学拜访了蔡元培,并由徐锡麟介绍参加光复会。回到日本后,她又成为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浙江籍革命党人,被委任为浙江主盟人。1905年底,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陈天华蹈海自杀,秋瑾等愤然回国。她在写给王时泽的一封信中说:

“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这封信和谭嗣同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变法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段掷地有声的话,完全可以前后辉映,同样的光照千古,让千千万万须眉男子无地自容。

1906年,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宣传革命。同年冬天徐锡麟去安徽,她接办绍兴大通学堂。以此为中枢,她联络军界、学界、会党,费尽心血把光复军编成八个军,起草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计划和徐锡麟在安徽同时起事。1907年7月13日,得知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秋瑾拒绝出逃,从容被捕。

她被捕之后拒绝写供词,最后留下了让整个百年史都感到森森秋意的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

她还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词: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秋瑾这样的真英雄才写得出如此感人的绝命词,这是她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写下的诗篇。

1907年7月15日,她在故乡绍兴被残酷地杀害,年仅32岁。值得一提的是,绍兴的地方官山阴知县李宗岳不肯对秋瑾用刑逼供,他同情秋瑾,又无能为力,在秋瑾殉难后竟然上吊自尽了,显示出难能可贵的人的良知。这是人性的震撼,是秋瑾给他的力量,使他毅然放弃生命。那个年代里,有可耻的告密者,蘸人血馒头的人,但有了李宗岳的死,我们还是看见了人性的一点亮色,那不是为了什么理想、革命,仅仅是人的良心的发现,是人性的力量战胜了求生的欲望。秋瑾被杀并无确凿证据,下令杀她的浙江巡抚对此也感到不安,自请调往江苏、山西,先后被当地人所拒,只好称病。绍兴知府贵福自请调到安徽也被拒,不知所终。可见人心不服。

噩耗传出,孙中山曾对两个浙江青年邵力子、陈其美说:“秋侠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同志。”1912年12月,孙中山来杭州,“可痛者,最好的同志秋女侠一瞑不视。”他挥笔题词——“巾帼英雄”、“鉴湖女侠千古”。1916年,孙中山再次来杭州凭吊秋瑾墓,他说:“光复以前,浙人在东京首先入同盟会者,秋瑾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人间而不忘。”

秋瑾早已在西湖的湖山之间站成了永远的雕塑,一个中国的民主女神像。


〖徐锡麟〗

徐锡麟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却是个典型的读书人,中过秀才,热心数学、天文等,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他认识到救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教育入手,年纪轻轻就办了明道女校、山阴县学堂(历史学家范文澜、数学家陈建功都曾是这个学堂的学生)。1901年,绍兴创办第一所官办的府学堂,知府久闻他的大名,聘为教习,教算术和体操,又升为副监督,主持学堂工作。期间他到日本参观,结识了陶成章等同乡志士,意气相投。回国后,办了热诚小学,设立特别书局,传播新思想。

他仰慕越王勾践,经常和爱国志士聚会,深夜不散。还每天练习枪法,据说能百发百中。1904年,他因蔡元培、陶成章的邀请在上海加入光复会。由于他为人豪侠,挥金如土,对会员如家人手足,因此深孚众望,成为光复会中深得人心的重要领袖,人们都亲切地叫他伯逊哥。

1905年,他和陶成章等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以体育为名训练会党骨干,为起义准备力量。同年他捐了个道员,和陶成章、陈伯平、马宗汉等13人到日本留学,妻子也参加了光复会,改名徐振汉和他同行。章太炎说他“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拒绝参加同盟会。

他在日本报考军事学校,因为近视而不得入学,不久就和陈伯平、马宗汉回国。1906年,他在亲戚的推荐下到安徽安庆任职,与秋瑾等在西湖话别时他说:“我此次到安庆去,就是准备流血的”。

1907年春,他得到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主持巡警学校。他曾回绍兴和秋瑾等商量过浙皖同时起义的计划。7月,恩铭得到一份来自被俘革命党人的花名册,第一个名字就是他的化名“光汉子”。秋瑾来信又说浙江危机已露,他决定在原定的学校毕业典礼那天起事,因为包括恩铭在内的文武官员都要来参加典礼。但恩铭因事提前了两天,结果他只好仓促起事,虽刺死恩铭,但陈伯平战死,他和马宗汉双双被捕。

他在供词里说:恩铭待我,是个人私恩;我杀他,是排满公理。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怨杀学生,不可拖累无辜。问他是否孙文一党,他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他起草的《光复军告示》历数清廷罪状,提出“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日期是“共和二千七百五十二年”,虽然把近代的共和与中国古代的周召共和混为一谈,但他的理想也不仅仅反清而已。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说,他就义后,“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年仅三十五岁。


〖陶成章〗

1912年1月15日,就任民国总统仅仅半个月的孙中山,得知陶成章被暗杀的消息致电陈其美,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这是与陶成章曾经矛盾很深的孙中山对他的评价。

陶成章1878年出生在绍兴农村,从小好学,十五岁就开始当塾师,甲午之后有志革命,1900年、1901年两次进京想“手刃慈禧”。1902年得到蔡元培的资助,到日本留学。1904年回国后致力于联系会党,奔走浙江各地,将旧的会党力量联成一体。光复会成立,他是个实际上的领袖,在会党中有很大号召力。1906年他曾酝酿起义,被推为五省大都督。1907年,徐锡麟、秋瑾牺牲后,清廷再次下令通缉他。

他认为“革命事业,乃因不平等不自由而起,发于国民心理之自然,运动革命事业者,聊以尽国民之天职耳”;“则凡革命者,均以尽国民之天职为己任”;“汤武之革命,贵族革命也;近代之革命,平民革命也。汤武时代之革命,由寡人政体而进于独裁政体之动机也;近时代之革命,由独裁政体而进于共和政体之动机也。”他在手订的《龙华会章程》里指出:“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然而必须看那时候我国国民程度了。但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他喊出的是“我中华国民万岁”。

1909年他和孙中山在南洋因为筹款问题发生尖锐冲突,发布《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列举孙中山3种14项罪状。随后与章太炎、李燮和等重建光复会,在南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重设“锐峻学社”作为总机关。还异想天开地和妻子孙晓云密谋,在北京开妓院,“以美人计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武昌起义后,他在南洋筹集巨款,接济军需,上海李燮和、镇江章梓的军费多是来源于他。东南光复和他多年的奔走,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为攻克金陵,举兵北伐,他在上海设立筹饷局,募集款饷,殚精竭虑,寝食不安,以致旧病加剧。陈其美想分享他的款饷,被他当面拒绝。他在医院仍念念不忘国事,曾对人说:“现时对异族革命虽渐成功,但政治革命当甚艰巨,北方未定,北伐尤急。”他特别对袁世凯、北洋军阀有清醒的认识。

1912年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致浙江旧部的声明,称南京破后,东南大局粗定,“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

汤寿潜被任命为交通总长,浙江要陶成章出任都督的呼声很高,多次派人迎接他,沪杭之间“代表络绎于道”。1月12日,他发表致各报馆转浙江各界电,坚决谢绝,并推荐了蒋尊簋。在民国初年的舞台上,像他这样不争权力、光明磊落的人真是太少了。他真正实现了光复会的誓言“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民立报》对此发表过一个编者按,称“益见陶先生功成不伐。不独全国钦敬陶先生,即浙人亦当共体陶先生之谦德也”。但对他早就嫉恨的陈其美不想放过他,还是命蒋介石将他杀了。李敖发现蒋介石的学生邓文仪在《蒋主席》一书中毫不隐讳地承认是蒋介石枪杀了陶成章。事先陶已得到陈其美要杀他的传闻,王文庆还闻讯从南京赶来劝他暂避,但他以北伐筹饷重要不能离开,终于遭了毒手。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曾写信给他,“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他收到这封信仅三天,即1912年1月14日凌晨,广慈医院的悲剧一幕就发生了,此时离中华民国成立不到半个月。这位十多年奔走革命,备尝艰苦,颠沛流离,对光复东南贡献巨大,却力辞浙督的革命元勋没有死在清王朝的手里,却在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刻被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子弹击中了。如此民国,可想而知。章太炎说“成章死,光复会亦暗不章”。


〖熊成基〗

熊成基,江苏扬州人,官宦子弟,在安徽新军任炮队营队官。他向往革命,参加了光复会,在新军里传播革命。徐锡麟起义时他没来得及响应,徐就义后,他悲愤至极,急欲复仇。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他乘机率军起事,进攻安庆,结果起义失败,士兵、学生被捕杀了三百多人,他只身脱险逃到日本,隐姓埋名,只有黄兴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10年1月,他化名潜入东北,因被人告发在哈尔滨被捕。他在供词中说:“我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倡人权,均贫富为主。”“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况各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

2月27日,他在吉林被杀害时,“观者如睹”,他笑语:“诸君为国珍重,我死犹生。”临刑前他还大声发言,宣布革命宗旨,“语极沉痛悲愤,听者无不动容。”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已。”

刽子手要他下跪,他不屈,“刀起而头落”,时年24岁。

告密卖友的臧冠三也被清廷判刑十年。民国以后,这个告密者极力运动,不但得以出狱,在吉林还有了公职。这是民国史上可耻的一页。

熊成基的安庆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夕无数次以卵击石、飞蛾投火式的壮举之一。如果没有这些以卵击石的壮举,没有舍生取义的志士,人类的历史将只是一部记载吃喝拉撒、毫无意义的流水账,是他们刹那的光华永久地照亮了黑暗的史册。


〖尹锐志、尹维峻姐妹〗

尹氏姐妹完全是秋瑾直接培养出来的。尹维峻9岁就参加了光复会,恐怕是年龄最小的会员。秋瑾把她们姐妹从嵊县带到明道女学,也把她们带入了革命之路。

秋瑾在上海成立“锐峻学社”做为联络机关,尹维峻还为《中国女报》做发行工作。秋瑾牺牲后,她们也遭到通缉,被迫亡命上海,学会了造炸弹。1909年,两姐妹带人进京企图炸毙清廷要人,策动起义。因人地生疏,没有机会动手,那时候她们都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女孩。

1910年,陶成章在上海设立第二个“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后期的总机关。在辛亥革命前夕,两姐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策反和起义准备工作。李燮和组织光复军就得到了她们的支持,对上海独立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上海光复后,尹维峻组织一支援杭敢死队,17岁的她左手拿手枪,右手拿炸弹,站在敢死队前头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活捉了巡抚,对杭州独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她任队长的敢死队对攻克南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雨花台就是她的敢死队占领的。

她们不愧是秋瑾的好学生,光复会的女中豪杰(尹维峻23岁就被北洋军阀派人杀害)。孙中山任命她们姐妹为临时大总统府顾问,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顾问吧。

光复会群雄和孙中山相比有更多的民族思想,即“光复汉族”,但他们“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言是何等地豪迈!近百年过去了,我常常有今不如昔的感慨。

回首百年,在为光复会群雄感到内心震撼的同时,我也思索着为什么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在浙江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如此一批仁人志士,这是偶然的吗?答案只能在它深厚的人文传统中去寻找。远的如勾践雪耻自强,终于兴国的教训,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以来,浙江人才辈出,成为人文荟萃之邦,出现了无数光耀史册的人物,于谦、黄宗羲、朱舜水、张煌言都是浙江贡献给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致力学问,又以身许国,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章太炎、蔡元培的身上,从鲁迅、竺可桢的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他们的学问人格永远具有道义感召力。正是这一代代相传、薪火不绝的人文传统给了这块土地以特殊的养分,使它在异族统治300年后还能出现光复会群雄。他们大多数人本来都是一介书生,为了结束腐败、专制、黑暗的清王朝,毅然投身于要杀头灭族的革命事业,把自己的青春、自由甚至生命献了出来。

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就是那些曾经支撑过黄宗羲、张煌言的力量,这个人文传统一脉相承,赋予了这片土地无可比拟的精神力量。也只有浙江才能产生鲁迅这样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在还远远不够。透过岁月的尘沙,我仿佛依稀看见了那些被世俗的喧闹淹没的面容,听到了他们慷慨的声音,清末民初浙江光复会的群像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他们在历史中向我们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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