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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传奇(184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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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三位抗战老兵故事:让历史还他们以清白  

2009-08-12 16:38: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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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ip:61.186.*.*: 2009-08-13 09:41:26 发表

抗战老兵在世都还有几人,再不为他们做点什么就来不及了。

 

本文摘选自《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原题:“写在第一个六十年祭”——原文作于2005年

六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在我们辽阔、顽强、离乱凋零的国土上突现出空前的欢腾,日本投降了。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体会那一刻中国人的心情,整个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狂喜,终于战胜强敌的欢乐,和告慰忠灵的哀荣。在欢腾着的四万万五千万人中,最为激动的莫过于数百万中国军人。那一刻,无论在重庆还是延安,所有军人眼中都啜着同样的泪水,誓言流血不流泪的汉子们为着终于到来的胜利相拥着喜极而泣。那一刻,没有人怀疑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那一刻,所有军人前额上都缀着同样的帽徽。那颗蓝天映衬下的棱角分明的白色太阳,是中国军人的标志与胜利者的光荣。

我有幸认识许多当日欢呼着的军人们,但岁月将他们分成了两群人,一群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战友,多年以来,他们英勇的抗战故事充满着我们的美术、文学、电影和课本中,只是他们已绝口不提那颗青天白日的帽徽,那帽徽变成了耻辱的赘物。父母和他们的战友在那场欢呼仅仅几年之后,又迎来了另一次欢呼。而这另一次欢呼中,并未包括当年与他们遥相呼唤着共庆民族独立的另一群抗日军人,他们因着头上也曾经戴过那颗可憎的帽徽而从此走上终生的赎罪之路。

几年来,我们在做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调查中陆续结识了另一群中的好几位前辈,他们一概衰老、贫病、孤寂地苦度着自己的风烛残年。一开始请他们讲年轻时与日本人作战的事情,听来如童话一般,你怎样也无法想像,面前这踉跄挪步,弯腰驼背,卑微谨言的老人竟在当年如此地撕杀于战阵,如此地无畏与豪迈吗?直到有一天,一位叫张子文的老人颤微微地从陈旧的铁皮盒子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他斗胆仅存的唯一一张穿军服的照片。我那一刻的震惊宛如雷击。那是何等英武的一位年青军人,明亮的双眸透射出他灵魂的光芒。60多年前,张子文老人的父亲是当时云南昌宁县长,面对外侮环伺,父子相商少年从军报国,投考中央军校,习炮兵科。在日军攻陷缅甸,直抵怒江,与中国军队隔江对峙的日子里,张子文上尉即是怒江东岸防线上的一名炮兵连长。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奉调远征军长官部任参谋。张子文老人告诉我,凡调入长官部的军官,无论军阶高低,卫立煌上将都要亲自召见谈话。老人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临别前,他向卫长官行了礼,将军握着他的手,说道:“青年才俊呀!好好干。”抗战结束,部队领命北调,张子文预感内战将起,绝意退伍归家,做了中学教员。

1956年的一天,刚授课完毕的张子文被找去“谈话”。黑暗开始了,他没有机会告别妻女,甚至谈不上任何审判,便被投入劳改农场,罪名是历史反革命。此一别妻离子散,青年才俊在二十六年的牢狱生涯中熬干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切。八十年代初平反释放,恢复教师工作,也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和现在的老伴,也是一位和张子文一模一样经历的“历史反革命”的前妻住在保山市一中简陋的宿舍楼里,干净而几乎家徒四壁。老人患有腰疾,上下车非常困难,但知道我们要去寻找远征军长官部旧址,毫不推辞陪我们前往,颠簸整整一天。看着八十七岁的抗战军人挺直着不屈的腰,与老伴相携着在山路上蹒跚而行,谁能不为之动容。无以为报的我们请他收下以劳务费为名的几百元钱,老人拒绝之坚,重现沙场风骨。

前不久,几位美国援华阵亡军人的后代来到云南,他们与张子文在保山见了面,老人以流利的英语毫不吃力地与他们对话,遥忆当年连队上美军顾问的故事。那天老人穿着一件浅粉红色的衬衫,整洁的西服,我们知道那是他唯一的“好”衣服。几个小时的交谈,老人没有提一句自己在战后的苦难,那种为抗战中国自豪的神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一国胸前挂满勋章的二战英雄。我知道,那一刻,在那几位美国人的心里,张子文老人是我们民族的尊严。

我问过老人,因为参加了抗战,遭到如此境遇,您今天怎么想?老人看着窗外,窗外是滇西碧蓝如洗的青天,他长纾了一口气,轻轻地说: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其中的无奈与绝望,无论我辈怎样用心,也无法体会其中的万一。我们可以在文章中用讴歌的笔法把这句话写成抗战老人们比天还宽的胸怀,但他们心深处的那个结,能就此自动解开吗?

在云南芒市有一位八十七岁的老人叫吴昌铣,他度过时光的方法就是看电视。老人说,他看得都是哑剧,因为他听不见,如果声音开到他能听见,全体邻居家都能听见了。他年轻的时候耳朵很好,保定军校毕业,学的是重机枪。1944年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他官任团部少校情报主任。滇缅公路在芒市附近有一个险要的隘口叫红山崖,几次攻击都打不下来。团长召来学重机枪的吴昌铣,把全团的重机枪都调给他,组成一个特大号的加强连,让他这个少校当连长。一场恶战,红山崖打下来了,攻击部队死伤十之七八,吴昌铣从此耳朵里永远是重机枪的声音。当年在红山崖上,团里立了一块阵亡将士纪念碑。仗打完,吴昌铣坚决留在了芒市,他要在此娶妻生子,终生陪伴他的战友们。


山东大汉吴昌铣娶了傣族土司的女儿扎根边疆,几年之后,新政权成立,早成平民的吴昌铣被迫过上了逃亡生活。在昆明被捕的国民党情报机构首脑沈醉供出1200余名特务名单,据说其中包括吴昌铣。吴老伯的冤家出场了,一位年轻的公安人员姜兴治受命抓捕他,而他也得到了风声。就象《无悔追踪》那个电视故事的真实版。新政权对边疆净化的口号是“玻璃板,水晶石”,不能有一点杂质,虽然这片边疆是杂质们用生命从日本人手里打回来的。

退休公安老姜讲起当年一次次与“潜伏特务”吴昌铣差之毫厘而擦肩而过的追捕,仍是绘声绘影。直到文革,全国都净化成玻璃板了,老吴再无可逃,终于落网入狱,直至十几年后“平反”重生。

回想吴老伯的一生,自当兵始,从华北打到云南,一寸一寸河山地与日本人血拼,好不客易打完了,床还没暖热,又开始跑,一辈子颠沛流离,终于安稳已是垂暮之年。出狱之后的吴老伯当了州政协委员,老人告诉我们,他每年开会只交同一个提案—把远征军的陵园恢复起来,把反攻红山崖的烈士碑重建起来。这一提案终于随着大形势而获通过。陵园重整之日,少校吴昌铣给远在美国的团长写了一封信,报告长官,我们当年的纪念碑又找到,重新立起来了。团长回了信,寄了一些钱,请吴昌铣代他买些纸钱,祭拜死国的弟兄们。吴老伯把团长寄来的美元全部换了买纸钱,那差不多有一座房子那么大一堆。他给先死的弟兄们烧了很多天,也跪了很多天。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执行团长的命令,也是他做军人的最后任务。

是老姜领着我们找到的吴昌铣老人,他们俩现在是好朋友,许多当年远征军散佚民间的幕碑,都是老姜用公安的职业技能找回来的。包括远征军第二军军长王凌云手书的碑文。我们请两位老人吃午饭,两个老头执手同行,竟象两小无猜的样子,此情此景让人唏嘘,这手要是从六十年前相携至今,当然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幸事。

为了寻找当年美国陆军援华顾问团的资料,我们辗转找到陈宝文老人,九十二岁的老人个子很高,只是佝着背,目光仍是炯然有神。他也是中央军校炮科毕业,比张子文早三期。毕业后回到滇军,是当时省主席龙云重整滇军专门向中央要回了这批云南籍学生官。旋即抗战爆发,全中国的地方武装协手御敌,共赴国难,陈宝文又回到中央军,反攻的时候任远征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因职务关系,他与美军顾问团有过比较密切的接触。抗战结束,他也脱下军装回到昆明打理自家产业,昆明最大的一家酱菜园,当时驰名全国乃至东南亚的云南大头菜,十之六七出自他家酱菜园。平静日子转瞬即逝,到了工商业改造的当口,他的酱菜园也“公私合营”了,至今我也不知公家是以什么方式取得私营企业的合营权,反正陈宝文在厂里变成了普通工人,当家作主的穷哥们又揭发出他的历史问题和种种剥削罪恶,结果私营老板陈宝文被剥夺自家工厂的工职,扫地出门了。老人忆及当年,没有丝毫岔愤,只是平静地叙述自己为了养活妻儿,转行改做苦力,拉板车、当脚夫,家里人口多负担重,他仗着身高体健多拉快跑,就此再也挺不直腰。后来凭着自己的手艺终于混上当了工人,直至退休,每月靠着菲薄的退休金艰难度日。我们找到他,是在昆明边缘的一处住宅区,小小的两居室,陈宝文孤身一人,除了家里请来每天帮他烧饭和打扫卫生的保姆,他已与世隔绝。

就是这位被社会如敝屣般抛弃的老人,用他老去的生命翻译了大量美国陆军援华顾问团的资料。他自己知道这东西换不来稿费,但是这段如此重要的史实国内已几乎无人知晓了。前不久看央视访谈,一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史迪威的专家侃侃而谈,谓史迪威的陆军在中国没有一兵一卒。陈宝文的资料告诉我们,以多尔将军为司令的美国陆军Y部队在整个滇西反攻中与中国远征军混合编成,同中国官兵一起亲临前敌浴血作战,多尔将军就是史迪威的副官。多尔将军在战争结来后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由于他独特的工作位置,美国国家档案馆专门设立了《多尔文献》这个专项。

陈宝文老人拿出他翻译的多尔将军回忆中国战场的专着,因为我们调查需要这个资料。老人递给我们只有一份的中文手稿,说:你们拿去用吧,反正我留着也没用。老人不会用电脑,他也买不起,当然也无力雇人打字,中文译稿全是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文笔畅美,很难想象数十年的苦难生活竟没能摧磨老人骨子里的高贵。而且这部稿子老人完整地翻译了二次,第一次被朋友借去丢掉了,老人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从头再译,我们去借,他毫不犹豫地递给我们。行将就木的老人完全不珍惜自己屈指可数的生命,他珍视的是那段历史。多尔将军回忆录的书名叫《当旗帜降下的时候》,悲凉而悲壮。我们取过书稿,望着老人,他生命的旗帜也将永远降下了,他走的时候,是不可能有任何一面旗帜盖在这位昔日旧军官、企业主和苦力身上的。

这三位老军人就是我们认识的另一群人中很小的一部份,把他们个人遭遇的故事讲出来,因为和我们国家胜利的六十年祭有关。


当六十年胜利纪念日来临的时候,有多家媒体找到我们,要线索,要故事。我也希望那些国家战士的故事能为更多国人知晓。但是已经到了六十年祭了,难道我们除了给大家讲故事,不该多想点,多做点什么吗?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有无数仁人志士蒙冤而死的时候都会懔然地说:历史将会还我清白。之后慷慨赴死。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历史也会死去,他们还能死的那样从客吗?仅仅六十年前的历史,在我们迈出双脚去用心丈量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现代史已经开始了死亡的进程。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遭受到的最大规模的以毁灭我们的文化为目的,进而把我们亡国灭种的入侵。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对侵略者最坚决、最广泛、最光荣的一次抵抗。整个民族的主流精英没有人说过要投降的话,国共两党弥消内战,共同唤起国人空前的民族意识,形成全民抗战的大局面。可惜的是,如此值得后辈们千秋万代为之自豪的历史,从掀开之日起,就被淹没在自己卷起的政治风浪中。那是一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意义本应超越一切政治与党派的纷争,因为民族比王朝更长命,这是六千年告诉我们的不争的史实。

本着对历史认真的态度,当六十年胜利纪念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个六十年祭,我们是应该纪念胜利还是应该纪念抵抗呢?

我们胜利了吗?由于中日两国军事与工业实力的巨大差距,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直至战争后期,除滇西、缅北一地,中国军队并无全局性战略反攻的发动,大多地区基本仍呈守势,战中仍是败多胜少。不应讳言,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我们并没有胜。但是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努力下,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而我们是这个同盟的成员国。我们的胜利更多地是来自全民族不屈抵抗的道德感和为此赢得的民族尊严。因此,胜利六十年纪念的主旨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抵抗而非欢庆并不仅属于自己的胜利。

我们光荣的抵抗属于中华民族所有党派与军队,所以我希望自此六十年祭始,我们的媒体在提到抗战的时候停用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的称谓,而应该统称为中国军队,以此消弥政党抗战的沉疴,重塑民族抗战的史实。

另外,我希望为所有的至今健在的抗日军人授勋。胜利已经六十年,我们对同族军队不抵抗的互相指摘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了,一个甲子长到几乎与人的生命相同,就因为兄弟阋墙,就该让我们的众多抗敌者在漫长的人生中活得比投降的敌人还惶恐,比失败的侵略者还耻辱吗?六十年一个轮回,对于我们民族有从头开始的意思,让我们把对自己人的一切历史怨恨在这一节点上清零好吗?

还有,我希望组建抗战老军人生活救助基金。我亲见一位抗战老兵叶进财给他的救助者郭小华第一次通电话的情景,当我们把接通的手机递给老人时,他只说了三句话,因为在他心里,电话费是很贵的东西,“共产党万岁。你们工作顺利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二次肉了!”然后慌忙地把电话双手捧回来。我相信今天的中国完全有力量让这些油尽灯枯的老人每个人每个月吃两次肉了。只需小康的我们每个人每个月一点点钱,就可以让这些风烛残年的老迈军人在以身许国六十年之后能真正体味到来自后代同胞的些微温暖;让这些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将我们的感恩之心带给先死的殉国者;让他们最后的微笑原谅我们六十年偏见带给他们的创痛,他们的同胞曾在自己士兵与侵略者作战的伤口上撒盐。虽然六十年的创伤早已结枷了,但让我们哪怕再晚,为他们盖上薄薄的一层纱布吧。仅仅因为政治,让哪怕一位以身许国的军人蒙冤即是罪过,而让整整一代热血报国的军人在人们冷漠地淡忘中孤独地终老人生则是全民族的耻辱。我们再多地重复对胜利的欢呼,哪怕一百年、一千年之后,此事此时不做,我们这个自诩胜利的民族将永世蒙羞。


在第一个六十年祭的时候,我建议能够把抗日战争研究从历史或者政党史中独立出来,建立专门学科,姑且称之为抗战学研究机构。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六十年来中日两国不冒烟的战火从未真正止息,何以保证不会在将来再打一次呢?我们都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而要防止它发生,第一要紧事,就是把上一次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真正地弄清楚。历史本应是现实的镜子,而我们的这面镜子竟如毛玻璃般昏漶,这样不精准的“史实”能够帮助我们洞见自己民族清晰的未来吗。

六十年祭的时候还应有这样几件事必须要作:由政府拨款,为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三百余位中国将军在家乡重修坟墓;由政府主持回迁中国远征军遗留在缅甸的数万军人忠骸;为各同盟国援华牺牲人员建纪念碑;为全中华民族的战争死难者建纪念碑;修复我们国土上所有的抗日军人陵墓,并立法永久保护。这些事看起来似乎是还旧愿,其实是为未来做准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我们偌大的国家呢。坟都是修给活人的,善待了几十年前的抗敌英雄们,是给自己民族和国家买了最划算的保单。

还有最后一件,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带有宗教仪轨的法事,趁着还有不多的老人会那些超度、安魂的本领,为所有死于那次战争的不幸者,不仅是我们的军人和平民,还包括日本军人丶包括被迫或自愿加入日本军队的外国人、包括强征入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和劳工,用我们民族宽厚的心,祈愿他们从此安息,祈愿死于我们土地的外国人早日魂归故里,倘有来世,从新开始宁静、和平的新人生。如果他们还有后人,更应以同情的心态协助他们找到死者的遗骨或遗物,甚或只是死地,允许他们把遗骨、遗物迁回故土或就地祭拜。我们既已在战后不久就基于人道遗返了肯定对中国犯有侵略行为的士兵与中、下级军官,何必要在战后六十年仍让已经战死的亡灵再受不能归国的无尽惩罚呢,与我们中国有着相似伦理文化的多少日本家庭将为自己的家族成员埋骨异国而世世代代地煎熬下去。对于战争的参与者,死亡都是个人和他们家庭最大的不幸。做为一名军人,随着他的死亡,他就仅仅是一个亡灵了,无论他生前做过什么样罪恶的事情,随着他生命的结束也都结束了。让亡灵魂归故里,仅仅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允许并且帮助日本人将战死在中国的本国军人遗骨移回家乡,恰是我们宽客与善良的内心应该坦然接受的。即便日本人为遗骨归国举行大规模的祭奠,甚至因而掀起军国主义的浊流,再进而引发对我们的仇视,都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那是在羞辱他们自己,仅仅是在向外人宣示他们会仇视比日本人更宽容的人。基于此,无论多少仇恨,我们都无需恶待异国的战死之鬼,而应善待自己的殉国之魂。我们只需要以发自内心的感情和行动,将我们捐躯异国的忠魂烈骨重新迎回祖国的土地就足够了。

今天的我们做为被害者与胜利者的后代,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来亲手解开我们前辈因为政治原因而在自己国人心中系下的历史之结,解开中日两国前辈在民族间系下的那个历史之结。不要把这个被血与泪浸死的心结留到下一个六十年祭。不要把历史的包袱再留给我们孙子的孙子们,只有这样,在下一个甲子祭日的时候,我们民族的子孙们,才能象真正的鸟一样,在人类文明最高的境界里自由的象音乐一样飞翔。我们民族六千年的忠烈等的就是那一刻。我们可以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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