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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传奇(184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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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日军炮兵大尉效忠清廷遭本国间谍暗杀  

2009-08-07 17:35: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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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档案春秋》杂志 作者:冯从岳

清末年间,京城曾发生过一起轰动中外的“张寿芝被枪杀案”。

1908年8月1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五)正午时分,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完兵由大尉那须大三郎带领,突然包围了北京门楼胡同。接着,宪兵伍长八重坚次郎带着几个身穿便服的宪兵来到胡同内一公馆前,撬开门后闯了进去,直奔里屋。屋里躺着正在患病的张寿芝,八重坚等人不山分说就要将其带走、张寿芝奋力反抗,八重坚连开两枪。这时突然闪出一个手持宅剑的年轻女子,为保护张寿芝而与几个宪兵奋力厮杀,但终因寡小敌众负伤昏迷:血肉迷糊的张寿芝当即被宪兵拖走,当天便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由于这一事件涉及中日两国高层,清朝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多次电令外务部照会日本政府,要其对这一事件负责;而日本政府却极力狡辩,混淆视听,甚至恶意中伤,倒打一耙,一度造成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中外媒体更是捕风捉影,推波助澜,使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真相迷离荧测,真伪难辨,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枪杀凶案呢?张寿芝到底是谁?日本宪兵为什么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张寿芝?那个年轻女子又为什么要奋不顾身地保护张寿芝?

日本炮兵大尉从小向往中国

张寿芝原名川喜多大治郎,是日本的一名炮兵大尉。

川喜多大治郎1876年出生于东京府多摩郡中野桃园一带,父母均是知书达礼之人。川喜多大治郎在严父的教育下,从小好读中国的“四书”,对《史记》和历代诗义尤感兴趣。在他7岁时,父亲还专门请了一位精通汉学的老先生来授课,给他讲处世之理、为人之道,使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使他从小就掌握了不少汉字。正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川喜多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先后以优异成绩从口本陆军上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再经过战场锻炼,成了一名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战经验的炮兵兼参谋人员。在校期间,他与后来的一些日本军政大员南次郎、渡边锭太郎等都是同学,常常为一些政治或军事上的不同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他并不认为日本帝国一切都是完美和至高无上的。在他眼里,日本的文化底蕴就不如中国的厚实和丰富;他对有些人把中国人说成有天生的“奴性”,是“劣等民族”,十分反感。

1904年冬大,日俄战争在我国东三省打响。作为炮兵大尉的川喜多大治郎身负重伤,回国休养。在养伤期间,川喜多对战争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军人,不该为掠夺而战,而应该为和平而战。正是他在反思中逐渐形成的这些观念和意识,影响着他后来对人生的选择。

这一年,川喜多大治郎30岁,正值而立之年。

拒绝充当间谍被召回国撤职

就在这一年,川喜多意外地接到了军部的命令,要他立即前往中国,同时给了他一封密件,上面写着:“奉大清国北洋大臣督练处督宪袁谕,聘请大日本国陆军炮兵大尉川喜多大治郎在军官学堂办理高等兵学事务……”原来,是清政府请他去军官学堂当教官。

当时,袁世凯已经执掌清廷政务处的大权,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决定聘请既精通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日本军官到北洋军官武备学堂来执教。其实,日本政府肯派军事教官来华自有另外一番心思:其一是搞合法渗透,在清军人中灌输大日本帝国的思想,因为这些学员今后都是中国军队的骨干力量,设法把他们培养成亲日分子对日本有利;其二是搞间谍活动,通过与这些学员的接触,从他们那里获取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秘密情报。所以,从表面上看,这次日本政府十分慷慨和友好,委派陆军步兵少佐寺西秀武带队,一下子来了十多人。但是在出发前,寺西秀武对来华人员就明确布置任务,要他们摸清清政府和军队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并且对授课内容也作了限制。直到此时,川喜多大治郎才恍然大悟:原来东京军部是让我们去中国当间谍!

但是,川喜多并没有让寺西秀武满意。首先,在教学时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讲课,并且能让学员正确领会,他利用自己会汉语的优势,取消了翻译;其次,他并没有限制教学内容,而是将自己当年在陆军大学上课时的笔记重新整理后作为教案,给学员讲授;再次,他作为外教,却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对学员总是亲切和蔼,有问必答。当时,北洋军官武备学堂由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分管,具体由张鸿达负责。川喜多把自己花了不少心血用汉文所写的《战略和战术两者不可偏废的论文》交给了张鸿达,请他转交给段祺瑞督办。段祺瑞读罢觉得颇有价值,即将该论文转呈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对段祺瑞说:“我们需要的就是像川喜多这样的军事人才:”川喜多在武备学堂一月有余,不仅受到学员们的好评,同时也得到了袁世凯、段祺瑞等的赞赏。


有一次,段祺瑞发了大红请帖,专门邀请川喜多夫妇前往迎宾馆参加午宴。席间,段祺瑞试探性地询问川喜多是否愿意为清廷出力,川喜多当即表示愿为中国的强盛竭尽所能。这令段祺瑞非常感动。这一边段祺瑞和川喜多尽兴对饮,谈笑风生;那一边,段夫人与川喜多妻子姐妹相称,十分亲热。这次午宴以后,川喜多除了授课以外,还开始倾心为消除清军的近忧和远虑出谋划策,随时将他的想法通过张鸿达转呈给段祺瑞。

川喜多大治郎的言行举止早已引起了寺西秀武的警觉和怀疑,他时时处处在暗中监视着这个叛逆者:他多次将川喜多“有损帝国利益”的密报传回国内。当他得知川喜多夫妇应段祺瑞的邀请单独赴宴后,连夜写成正式公文派心腹送日本驻北京公使馆,要他们即刻向东京军部报告。没隔几天,东京军部就将川喜多大治郎召回国。

回国后,川喜多大治郎受到了东京军部的严厉训斥。尽管他竭力为自己的清白申辩,但是东京军部拒听他的申辩,作出了撤销其军衔和官职的严厉处分,并命令他深刻反省,随时听候应召。

川喜多大治郎非常不满军部的处分,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中国弱不禁风,人民缺衣少食,却还要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欺辱,自己只是将所知所能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国家,为这个国家出一份微薄的力量,又何罪之有呢?想到这里,他暗暗发誓,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到中国去,他还是要为中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改名再来效力惊动清朝高层

一晃过去数月,在家闲着的川喜多大治郎不忘钻研军事理论。突然有一天,他接到军部的命令,要他即刻报到受命。他匆匆来到已经有些陌生的军部大楼。接待他的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一位军官。这位军官一开始就向他宣布:“军部经过调查,认为你在中国的言行并不构成对大日本帝国的威胁,因此已经作出决定,撤销原来对你的处分,并给予你一次机会,让你重新返回中国。”没等川喜多说话,这位军官接着说,“川喜多大尉,你这次去的任务是,利用清国上层人士对你的信任,深入地潜伏于他们中间,随时准备接受帝国的秘密指令……”

“那不是让我去当间谍吗?”川喜多忍不住打断了对方的话。

“这是帝国对你的信任。你是帝国的一名军人,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帝国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天皇陛下!”大佐用无可抗拒的语调对川喜多说。

川喜多自然明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道理,也明白一个间谍在战争中的作用。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国家把间谍战用于既无扩张野心又无扩张能力的中国显然是用错了地方。但是现在申辩也毫无意义,再说到中国去本来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现在正是个极好的机会。到了中国,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川喜多在一种矛盾和复杂的心态中接受了命令。

川喜多大治郎回到家,把军部恢复其军衔和官职并要他重返中国的事告诉了妻子。他对妻子说,到了中国,他会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绝不让真正信任自己和需要自己的朋友失望。他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有多大的风险也会去经受。妻子理解自己丈夫的追求和性格,只是说:“你安心去吧,不要牵挂家里,我会照顾好老人和孩子的。”说完,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此时,她已怀孕数月。川喜多为她的理解和善良所打动,但眼泪也无法改变他心中的追求了。

1907年11月的一天,川喜多大治郎为年幼的儿子留下一份类似于遗书的“手谕”,告别了年迈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子,登上了一艘驶往满目疮痍的中国的轮船。

然而,日本军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此这个炮兵大尉的身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川喜多大治郎已经成了张寿芝,脑后也多了一根辫子。他秘密与段祺瑞接上头后,表明了自己愿为强盛中国效力的决心。段祺瑞听后自然高兴,立刻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觉得此人确是人才,再加上他上次来华教学中也未发现有可疑之处,且表现突出,决定留用,但事关重大,弄不好就有涉嫌勾结日谍、里通外国的罪名。经反复思考,他将此事书面密奏慈禧太后,并将留用张寿芝对朝廷有利的道理说得非常充分。慈禧太后准奏,只是嘱咐他一要小心,日本人诡计多端;二要秘密行事,以免引起清日纠纷。这样,张寿芝就成了袁世凯、段祺瑞的秘密高级军事参谋人士。

这一时期,袁世凯正在暗中不断强化其个人的军事势力,他指示段祺瑞秘密挑选丁锦等十名信得过的优秀军官,成立一个特别军事讲习班,委任张寿芝担任教官。丁锦是陆军部参事,与段祺瑞关系甚密,被任为讲习班的班长,具体负责日常事务。袁世凯希望通过三年的系统培训,使这些军官能成为他个人的一个高级军事智囊团。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划,这个秘密而特别的讲习班便在北京东单牌楼二条胡同内的丁公馆内开学了。开学当天,段祺瑞代表袁世凯前来致辞,赞扬张寿芝的军事才华和深明大义之举,鼓励学员早日成才。张寿芝表示决不辜负期望,定竭尽全力,完成使命。随后,十名学员跪在红地毯上,向张寿芝连叩三个头,行了拜师大礼。

由于二条胡同离开外国使馆界不远,且人员闲杂,又常有日本浪人出没,对讲习班尤其是张寿芝的安全十分不利,段祺瑞要丁锦另找地方。没多久,丁锦搬家,这个军事讲习班也就悄悄地搬迁到了东四牌楼门楼胡同的丁公馆内。

张寿芝自从接任教官后,尽心尽力,他把自己近几年来对世界各国战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日本对俄之战的战略战术都毫无保留地对学员一一讲授。期间,他还结合《孙子兵法》、《战国策》等中国名著,分析个案,供学员思考。一个学期下来,学员反映普遍良好,都觉得受益匪浅。段祺瑞听了汇报,十分得意,认为此讲习班的成功他是第一大功臣,日后袁世凯能统揽全局,他段祺瑞少不了有高官厚禄。可他哪里想到,派遣出去的间谍意外失踪,东京的陆军情报部门又怎么会就此罢休?


日谍密报东京教官惨遭枪杀

由于川喜多大治郎有过“有损日本帝国利益”的行为,并受到过严厉处分,东京军部和情报部门的官员都怀疑,他的失踪是否是一次蓄谋行为,其早已背叛日本,投效清国?就在这时,《每日新闻》又突然爆出“军中有人意外失踪,旅顺战争秘密文件落入外人之手”的内幕,怀疑“此项重要文件被盗,与该失踪军人有关”。由于在这之前,曾出现过军中一份北海道绝密作战地图差点落入俄国人手中的丑闻。那个案子还未了结,现在又出现了川喜多失踪和秘密文件被盗案,这使得东京军部颇为难堪。为此,情报部门主管川喜多大治郎间谍活动的官员受到了军部的训斥和警告,并令限期破案。这样,除了派出几名训练有素的间谍专门侦查川喜多外,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宪兵部队和所有在华的日本间谍都接到了东京军部的指令,要他们参与协查此案。

一张可怕的网悄悄地撒开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是封闭式讲习,但日子一长,总会露出马脚。再说清朝廷官员庞杂,人心叵测,世事难料。没有多久,一份关于张寿芝很有可能就是川喜多的电传密文发送到了东京军部。此后又有密电报告,川喜多就在北京,但具体地址不详。而时至7月,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直属的宪兵队长那须大三郎的一份绝密报告,才使失踪多时的川喜多大治郎渐渐浮出了水面。原来,为了给张寿芝授课的报酬,段祺瑞隔一段时间就会差人去邮政局将钱款划入张寿芝妻子在东京的帐户,而且数额不小。这就引起了这位宪兵队长的警觉。他派人悄悄跟踪,最后终于发现门楼胡同内的丁公馆并非普通住宅,接着,东京方面立即对川喜多妻子的帐户进行了密查。虽然寄款人用的都是不同的假名,但目标已经暴露,日本军部基本肯定张寿芝即川喜多大治郎就在丁公馆内。

由于日本方面的这一切行动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所以,直到此时此刻,张寿芝还蒙在鼓里,还丝毫没有察觉危险已向他逼近:袁世凯、段祺瑞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日方正在密查张寿芝的信息。

7月底,张寿芝因劳累过度终于病倒了。就在这时,他收到了妻子从日本寄来的一封密信。妻子在信中告诉他,东京警方已经对她进行了询问,虽然她什么也没有说,但看来他们要有行动了。妻子嘱咐张寿芝要千万小心。收到此信时,丁锦夫妇正好外出探望父母,要数天后回来。张寿芝不想声张,只盼丁锦回来后再告诉他实情。他哪里想到,事情已经十万火急,东京军部已经下达了行动命令!

因为酷暑炎热,加上张寿芝又患病在身,经段祺瑞同意后,讲习班全体学员在数天前已经放暑假。丁公馆主人夫妇南下探望父母,其他学员除轮流照顾张寿芝外也各自外出自由活动,丁公馆内很少有人。唯有一名叫蓬子的年轻姑娘始终侍候张寿芝左右:日本方面早已探得虚实,就是寻此时机才秘密动手。

8月1日上午,乌云密布,天气闷热。 蓬子姑娘差丁公馆一个仆人去为张寿芝抓药。仆人揣着药方刚拐出胡同,就被日本宪兵便衣扣住,带到了附近兵营。此人好在机敏,任宪兵怎么盘查讯问,他都装聋作哑。宪兵见无法从他嘴里得到什么,便将其放走。他觉得事情不妙,连药也来不及抓,就匆匆往回赶,见没有人跟踪,气喘吁吁地进了丁公馆,反身锁门后想向蓬子姑娘禀报。

其实此刻,日本宪兵和便衣早已在丁公馆四周布下罗网,见有可疑人物进出,即将其扣留讯问。张寿芝如得知情况,也很难逃脱,何况他正患病多时,食欲不振,身体非常虚弱,根本无法行动。正当那仆人一五一十将经过告诉蓬子时,数名日本便衣在宪兵队长八重坚次郎的带领下,已经悄悄地撬开了丁公馆的侧门,一窝蜂似的闯了进来。紧接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宪兵把住了丁公馆的所有出口。

八重坚带人冲进张寿芝的卧室,不由分说欲将他绑起带走。张寿芝岂肯束手就擒,拼力反抗。蓬子姑娘拔剑相助,被几个便衣亮出短刀挡在门外。于是,刀光剑影,一阵厮杀。就在此时,从卧室里接连传出两声枪响。蓬子大喊一声:“不好!”不顾一切地想要冲进屋去,结果被对方连刺两刀,倒地昏迷过去。原来枪是八重坚开的。他大骂张寿芝是“卖国贼”,张寿芝不但拼力反抗,还据理力争。八重坚一时恼怒之极,拔出手枪对着张寿芝连连射击。张寿芝当即不省人事。八重坚一伙把昏死过去的张寿芝架到门外的一辆马车上。一声吆喝,马车便急速离丁公馆远去……


媒体推波助澜交涉虎头蛇尾

张寿芝血案发生后,袁世凯和段祺瑞都感到非常震惊。日本军部的这次行动,无疑使袁世凯希望为自己培养出一个军事智囊团的努力成为泡影。他恼羞成怒,决定亲自出面,督办此案。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张寿芝就是川喜多大治郎,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和日本人交涉。他要求日本代理公使阿部就这一“违背两国之间现有条约的事件”作出充分解释。随后,清政府外务部先后签发了两份外交文书,正式照会日本政府。该照会认为,“贵国武官在京城内率领多数兵员,身着军服持枪擅自闯人清国民宅捕人并开枪,乃有违条约和公法,实有伤清国之主权国体”。要求日本方面“速即清查本案,并给予该武官以适当处罚”。同时,还召见日本代理公使阿部,向其提出口头抗议。

在这同时,讲习班的学员们个个义愤填膺,在丁公馆商讨营救张寿芝的计划。因为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张寿芝已经身亡。后来获悉其已经身亡,才停止了该营救计划。据后来的一份资料显示,营救计划虽未实施,但日本军部早已获知此计划,并已作好了相应对策,足见当时日本的间谍活动对中国构成了多大的威胁和危害。

面对清政府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寺内态度十分强硬。他认为,“川喜多系帝国停薪留职军人,有犯罪嫌疑,逮捕时进行抵抗,始被枪杀,事件的性质与清国的主权毫无关系。”他电告阿部代理公使,要他以上述口径答复对方。阿部代理公使接令后,在答复清国代表时除了表述了上述意思外,还委婉地说:“由于情况紧急,因而未能事先与贵国沟通,让贵国事先r解真相,我方表示遗憾,也请贵国谅解。”

此后,双方外务部门又有几次接触,各自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日方纠缠于“张寿芝就是日本军人川喜多大治郎”、“丁公馆不是普通民宅”、“川喜多与清国高层人士关系非同一般”等不放;而清政府则是围绕“日方武装冲击清国民宅,违反国际法则”、“无故制造血案,挑起两国事端”等不依不饶。其实,冷静下来后,在袁世凯心里,也并不希望将此事越闹越大,因为毕竟暗藏张寿芝,让其执教特殊的军事讲习班都是他的指令,虽经慈禧太后的同意,但老佛爷说过“要秘密行事,以免引起清日纠纷”,如果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老佛爷怪罪下来,岂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尽管一会儿文件,一会儿照会,你来我往,看似态度强硬,但他还是千方百计把握分寸,尽量不涉及实质要求,外务部门也始终没有提出要求对方还人、赔款、道歉和惩办凶手。

正当双方频频接触之时,中外媒体对此案也作了轰炸式的报道,有一些报道捕风捉影,使这一事件更显得扑朔迷离。比如,有一则报道称,张寿芝不仅“将日本的机密地图售与清国陆军部,并售与俄人”;还有报道则更加胡言乱语,把当时出现在流血事件现场的蓬子姑娘说成是张寿芝花钱买来的“作妾者”,蓬子姑娘明明是因奋不顾身保护张寿芝受伤,而该报道却说其“已惊惧成疾”。

那么蓬子姑娘究竟是什么人?她为什么会奋不顾身营救张寿芝呢?

蓬子生于日本,长于中国。父亲关本农是山东蓬莱人,而母亲是日本人。关本农年轻时为了生活到日本去干苦差,结果在那里娶了个日本妻子,夫妻恩爱,并在那里生下了蓬子。一晃多年,中日甲午战争打响,关本农想携妻带女回国安家,不料在渡洋之际,日本当局却不让他将当地女人带走。从此以后,他独自抚养着女儿,教她习武练剑,父女相依为命,而与日本的妻子只能隔海相思,期盼团聚。数年后,蓬子亭亭玉立,长成了大姑娘,她不仅会说日语,而且还舞得一手好剑。

当时,张寿芝突然来到中国,段祺瑞一时无法安排:考虑到关家父女的这些情况,在袁世凯设法上奏慈禧太后的那段时间里,张寿芝就由张鸿达秘密安排在关本农家居住,由其父女两人侍候。得知张寿芝是甘冒风险来效力中国,父女俩对其十分敬重,尤其蓬子,更是体贴关心,细心照料。张寿芝对他们父女俩也十分有好感,常与父女俩促膝交谈,向父女俩学习中国武术。

但是,讲习班正式开课,张寿芝就搬到丁公馆去住了。段祺瑞觉得张寿芝妻儿均不在身边,独自一人,日子久了自会产生寂寞感,且在生活上也多有不便。听说关家女儿对张寿芝颇有好感,不如让她也来丁公馆,除了照料张寿芝,还能让他消减思乡之愁,一心为清国效力。没几天,蓬子姑娘便也来到了丁公馆,专门侍候张寿芝。两人虽然朝夕相处,情谊深厚,但因为隔海有贤慧的妻子牵挂相思,加上教务、研究和撰写论文,还得为袁、段两人出谋划策,所以张寿芝终不敢有非份之想。而蓬子不仅佩服张寿芝的才华,也更加崇敬他的为人,甘愿为他舍生忘死也是十分自然的了。

尽管张寿芝血案发生后,中日双方观点迥异,新闻媒体也推波助澜,使得京城内外轰动一时。但是,当时的清朝政权与慈禧太后一样,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无能无力也无法为自己的民族带来真正的强盛和利益了。张寿芝事件最后不了了之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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